国史大纲的读后感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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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的读后感 篇1
《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包括中国古代三代至20世纪中叶历史的演变和发展，特别是经济社会形势、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及其相互影响。全书力求通俗，使读者了解辽代兴衰的原因和民族的生命精神。
这本书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写的。作者的忧患意识在纸上油然而生，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积极作用。著者钱穆（1895.7.
30-1990.8.30）江苏无锡人，著名汉学大师。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
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曾是中小学教师。1930年后，他在高等学校任教。先后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国西部大学、江南大学等教授，创办香港新亚学院。其代表著作有：
《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政学私言》、《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著者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著者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他指出，研究历史、书写中国通史的目的是：（1）能够清楚地展现我国过去文化演变的真相，为愿意了解中国过去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的各种演变的人们提供必要的知识。
（2）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近代史学诸流派在政治制度、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三方面研究的结论大体上是：在政治上，秦以来的历史是专制黑暗的历史；在文化上，秦汉以后两千年，文化思想停滞不前，没有进步，或把当前的病态归罪于孔子、老子；在社会经济上，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经济是落后的。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都在发展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分封）统一到郡县的统一（这在秦汉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到东汉完成），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这在隋唐两代完成），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钱穆十分重视中国行政官员的选拔制度、学者在文化政府中的地位、政权与四民社会的关系。就学术思想而言，秦以后的学术，不仅脱离了宗教势力，而且独立于政治势力，起源于先秦晚期，并流传到秦汉隋唐，一脉相承。
北宋学术思想的兴起，实际上是先秦以后民间社会学术思想的第二次自由发展。就经济而言，秦汉以后的进步表现在经济地域的逐渐扩大，而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播、政治建设逐渐平等相伴而行，尽管在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趋势是在和平中向前发展。钱穆也分析了阻碍中国历史发展的“病态”。
例如，中唐以后的社会是一个扁平分散的社会，政治仍然是一个和平统一的政治。皇室居高不下，社会与政府的距离太远，容易导致皇室与政府的傲慢和专才。又如社会无豪强巨富，虽日趋于平等，然而贫无赈，弱无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赖于政府，而民间又苦于不能自振。再如政府与民间沟通在于科举，科举为官后出现腐败等。
这都是中唐以后的病态。宋儒讲学主要是针对这种种病态而发。然而宋以后不能自救，中国政治进一步遭到损害。
明代废除宰相，尊君权，以及清朝统治，皆背离了传统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中的病态。挽救这些病态则需要一种“更生”。
这种更新是一种新的生命力在民族内部的发展和成长。钱穆认为，我们民族几百年来用鲜血浇灌、用精肉培育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可以挽救自己的疾病，还可以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争取光明的未来。另外，钱穆先生还针对中国的民主进行了评判。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基本上没有民主，人民生活在黑暗和专制之中，但是胡先生不是那么人为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民主也存在，但是没有现在这样透明和公开。毕竟，在同一时代的国家中，中国的封建社会仍然非常民主。在中世纪的西方国家，很大一部分是家族血统。相对而言，没有民主。
西方国家只有在近代才站在他国的肩膀上积累财富，建立资本主义国家，制定比较完善的民族政策。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是民主的代名词。科举制度是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的参加的，我们姑且不论这种科举制度的好坏，但是这种制度确实给了寒门子弟登入仕途的道路，影响深远。
《国史大纲》至少在五个方面作出了开创性建树：其一，标志着钱穆史学体系的形成，使他从20世纪上半期居于主流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新考据学派”中突围出来，实现了他从疑古到信古、从考据到义理、从历史研究到文化研究、从考史到著史的历史性转变。其二，钱穆第一次明确地把文化、民族与历史三者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历史就是民族文化精神的展开和演进，研究历史的目的不但要厘清历史事实，更重要的要弄清事实后面所蕴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进而形成自己既有别于新考据学派，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型历史观，成为二十世纪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其三，钱穆从强调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出发，对新考据学派所持的史学观进行了批评，集中彰显了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这对抗战期间以史为鉴，从民族的记忆中找回自尊和自信，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唤醒沉睡的国魂，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四，作为一部章节体兼顾纲目体的通史著作，突破了传统史学著作只重政治制度的纲目体例，全方位展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社会生活的全貌，鲜活了历史事实，还原了历史真相，这种全新的著史方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治史人。其五，以史学为路标拓展新儒家思想，既突出儒学精髓，又接扬春秋传统，与以哲学思想为路径的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交相辉映，建立了一柱擎天的新儒家史学。
总之，先生的思想，发人深思。
国史大纲的读后感 篇2
1、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应该看重曹氏父子所领头的建安文学的。
2、即就帐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绝非此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
3、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源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4、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5、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
6、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今君辈争言孔子乃自来专制皇帝所尊，以便利其专制。试读此间碑碣，亦岂当时许多中国人惟恐外族人不易专制，故亦教之尊孔否。
7、男女之间往往欲胜情，夫妇之间便成情胜欲。
8、亭林的学生潘耒次耕曾为通儒定下了一个标准。他认为：通儒必须要有匡时救世的心术，要有明体适用的学识，在著述上，要有“纵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的具体表现。
9、从知厚积而薄发，急速成书之终非正办也。
10、今天我们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11、中国文化大传统，在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间，特有一深意，即政治常由社会来领导，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
12、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则必在道。
13、文学的创作难，模仿则容易发生毛病，但讲文学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学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后来模仿它的，却变坏了、杂了，因此又得有文学的翻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面貌，但并非全是白话文的变化。
14、近人论学，好争汉宋。谓宋儒尚义理，清儒重考据，各有所偏，可也。
15、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
16、后来的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他作的《出师表》，亦如与朋友话家常，学的是曹操。曹操倜傥风流，其下属羊祜累官升至尚书左仆射，当其都督荆州时，轻裘缓带，身不披甲，学的亦是曹操。曹操在军中，意态安闲，如不欲战。曾用火攻败操于赤壁的周瑜，当作战时，背后却在听戏，学的.也还是曹操。
17、在农人每见其业之可以相同而为群，而业工者则每感其为分别而成孤。
18、我们讨论一项制度，固然应该重视其时代性，同时又该重视其地域性。推扩而言，我们该重视其国别性。
19、此刻世界人类所遭遇的问题，完全是心对心的问题。
20、不知中国旧文学与其艺术，其间莫不有中国文化传统中甚深的人生理想，与其亲切之体会与实践。今只裙认西方文学戏剧小说中有人生，然此乃从外面叙述，又都限在人事圈子之小范围以内。
21、读书当一意在书，游山水当一意在山水。乘兴所至，心无旁及。
22、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整个时代。
23、人生以外，则言天地，亦举其尊卑阴阳动静刚柔，亦言大全体。至于枝节部分，则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分别善处，要之，亦不违大局全体为主。
24、讲历史，便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25、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
26、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以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不可避免之大例。
27、汉光武自身是一好皇帝，明帝，章帝都好，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因此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
28、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
29、任何一制度，决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弊而无利。所谓得失，即根据其实际利避而判定。而所谓利弊，则指其在当时所发生的实际影响而觉出。
30、目前的世界，似乎对外尽在找敌人厮杀，对内又尽在努力求脱卸此一身重铠，同时亦尽在坐立不宁寝食不遑的心情中走向病狂之路。
31、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谓时代思想，或某学派的思想等，其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更属显然。凡属大思想出现，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数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数人心中去，成为大多数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
32、礼之主要内容，即是宗法，富自然性，与政府制定法律强人以必从者不同。
33、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4、我时时闲着，信步所之，或扁舟荡漾，俯仰瞻眺，微及昆虫草木，大至宇宙人生，闲情遐想，时时泛上心头。
35、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
36、论理学家之勤读生涯，已远逊清代乾嘉诸儒。而君今日读书，又勤奋逾清儒。生活清苦，营养短缺，此何可久。今日吾侪得此江边闲坐，亦正是一小休息。
37、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制度也只是历史事项中之一目，人类整部历史便没有百年不变的，哪能有一项制度经过一两百年还算得是好制度呢？
38、某一制度之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它必有渊源，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已有此项制度之前身，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之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了，它必有流变，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有此项制度的后影，渐渐地在变质。
39、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国史大纲的读后感 篇3
总第257期
2013年10月(中p>《国史大纲》读后感
———少年心事当拏云
康妮[1]费依凡[2]
（[1]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100006；
[2]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韦伯高中美国37020）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p>摘要本文是对《国史大纲》的读后感，回顾了钱穆先生写作本书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并分析了《国史大纲》的两大精彩之处，一是其考据极其精深细致，二是其对经济和政治史的独到见解，并阐述了对《国史大纲》的理解。
关键词国史大纲秦汉史振奋精神
impression of"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young peo－ple should cherish high aspirationsabstractp>key wordsp>“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之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能算有知识的人，不能算有知识的公民。
）”———钱穆《国史大纲·序》《国史大纲》写作之时，正值国难当头，危急存亡之秋。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拉开序幕。钱先生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跟随西南联大全体师生一起开始了南渡北归的艰苦历程，一路先长沙后昆明，辗转走遍大半个中国，阅尽生灵涂炭，终于成功转移到大后方。
在昆明宜良县，有山名曰伏狮山，山上有寺，名曰岩泉禅寺，此地层峦耸翠、清泉淙淙，恰是长期奔波后休养生息的佳境。彼时由于战乱中流离失所，西南联大南迁途中未能携带太多图书，为继续研究其他课题所需的参考资料和书籍难免捉襟见肘，钱先生遂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此前断断续续书写３年之久，作为笔记之用的中国通史写作上。历时数年，《国史大纲》终于在１９３９年６月完稿，并立刻获得了西南联大、**大学等国内各大高校认可，成为大学国史课通用的讲义，并以其博大的视野、严谨的考证和精深的见解震惊史学界，一举奠定了钱先生一代史学大家的地位。
阅读《国史大纲》过程中，第一感觉是考据极其精深细致。以秦汉史为例，由于秦汉史资料少，疑点多，佐证和观点都很难加以判断，极难研究，非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解极其坚深者难以吃透。钱先生最初只是无锡乡间的中学教师，凭借自己独到的见解，发表了《先秦诸子系年》，震惊学界，并因此被北大破格特聘为讲师，此后《先秦史》的发表更是
展现出了极高的考据才华，这些工作也奠定了钱先生对先秦史的深刻理解，并得以在《国史大纲》中系统地展现出来。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考证中引用了诸如《竹书纪年》、《世本》等其他资料和诸子论说，从多方面弥补和印证了《史记》的记录。他对空桐、阪泉、湘泉等地名的考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论证了这些地区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从而将古文献难以深究的记载和中国古老传说中文化源头的炎帝、黄帝的活动范围互相印证，提高了中国历史的可信度。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记诵”、“考据”等几大治史传统在中国史学界风行的时候，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力主“层累堆积”，将中国古代史斥之为穿凿杜撰，钱先生则凭借对古代文献的扎实考据，重申了古文献未必不可信。遥想当年北大课堂之上，五四时期的革新风尚和谨慎的温和治史观念针锋相对，该是多么精彩的场面。
《国史大纲》另一精彩之处，在于对政治和经济史的解读。以唐宋为例，中国人会赞美汉唐，尤其是唐朝。然而，事实上，不仅初唐的繁荣空前，晚唐的荒凉也令人震惊。在《国史大纲》中，钱先生翔实的数据资料如户口表、赋税表等，证明了南北朝末期起，隋朝借北朝世家门第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强大的治国理念，和南朝盛极一时的繁荣文化相结合，缔造出了极其繁荣的盛世，并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有唐一代，几乎完全承袭了隋朝的各项制度。钱先生对“租庸调”制和东晋“府兵制”着墨甚多，通过翔实的数据，论证了这两项日后积重难返的制度带来的富国安邦的效果。至于晚唐诸侯国政据的原因，钱先生的分析也很有新意。
今人的观点大都忽略了彼时唐代藩镇军阀的籍贯特点，多数节度使如安禄山、史思明等皆为胡人，其虽勇武有余，却未受礼义教化，忠君之心轻，重利之心重，这在钱先生看来，也是藩镇乱国的重要原因，不应被忽视。因藩镇割据、宦官乱权和回鹘吐蕃等外患交加之下，唐末黄河流域和河西走廊因巨大的灾难和战乱，所导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倒退，在钱先生的笔下展现得淋漓尽致。晚唐之后，钱先生将宋朝的经济繁荣与武备积弱的双重特点进行了详细解剖。
唐末宋初，天下大乱，世族门阀的力量在混战中损耗殆尽，执政力量大幅削弱，以致宋朝不得不大开科举，逐渐培育出了“起于微寒”的士大夫阶层，并最终缔造出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己任的平民**。但北宋广泛取士所带来的冗员，也造成财政状况恶劣，入不敷出的高赤字局面。钱先生列举分析了宋朝二百年间财政收支、军费开支、粮食运输等诸多数据，明确阐述了北宋财政的弊端。
此外，钱先生在**北宋政治得
６３出不同的玩法。在运动过程中，教师要通过观察捕捉到幼儿富有创意的、有推广价值的玩法和做法，及时对其有创意的玩法给予肯定，并针对性地请相关幼儿进行展示，以此增强
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愿望其实是在活动中
“乐”起来。
例如，在户外活动中，我引导孩子们在轮胎上平稳行走、在轮胎之间跳跃等，以培养孩子们的平衡能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一些淘气的男孩把竹梯的一端放在轮胎上，形成了一座有斜坡的小桥。这两个男孩还在走路和爬山。我随即肯定
了他们的创意，并引导其他小朋友一起开动脑筋：
“轮胎还能怎么玩呀？”
有的幼儿想出可以向前滚动轮胎，有的幼儿找同伴合力拉同一个轮胎，还有的幼儿想出让一名幼儿坐在轮胎上，另一名幼儿拉、你拉我推等，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也充分锻炼了他们的运动技能，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２．３重交流分享，让精彩创意“现”出来
孩子们总是希望得到老师或同龄人的关注和肯定。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活动的积极性，我们应该及时肯定儿童的活动
的表现，鼓励幼儿的创造情绪。同时，
来自幼儿的信息稍纵即逝，教师发现各种玩法后，除了坚持以鼓励、表现为主进行正面评价，激励幼儿更进一步的探索活动以外，也要及时做好记录，以找到真正适合幼儿的玩法，对幼儿的经验不断总结和提升。
例如：器械上的多圈，到转圈、钻圈、滚圈、抛圈、套圈、甩圈、跳圈等。就很常见的球的玩法也不同，有集体玩、个人玩、分组玩、滚着玩、拍着玩、传着玩、踢着玩、夹球玩等，利用有限的材料实现对幼儿多种动作的发展训练，真正体现了幼儿是活动的主体。
３在幼儿园中开展“一物多玩”的指导原则
３．１尊重个性，关注个体
《幼儿教育指南》中提出“要承认和关注幼儿的个体差异，注重保护幼儿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每位幼儿在身体形
态、机能与运动素质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幼儿园的教育是为所有在园幼儿的健康成长服务的，因此，我们教师要对不同层次幼儿进行分层指导，让不同层次的幼儿各得所需，使不同身体素质的幼儿都能得到有效的锻炼和发展，从而让每位幼儿都能学有所得，学有所获。３．２用心观察，确保安全
安全工作是幼儿园教育永恒的主题，也是幼儿园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一物多玩”的游戏过程中，很多教师过于注重智育，而安全教育却总被忽视，尤其是运动器械和材料本身隐含的或操作中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因此，教师应善于发现并积极预防。当儿童的运动或探险行为出现不安全因素时，应及时制止，尽量减少各种意外伤害的发生。
３．３合理评价，增强动力
教师在对幼儿进行“一物多玩”游戏中的创造性行为可
以有所评价，但是不能以简单的
“好”与“不好”来加以衡量。而应该根据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正确把握表扬与批评的尺度，做到“评之有物，言之有理”，尽量挖掘每位幼儿的闪光点，只要是在自身原有基础上的创造，教师都应当给予肯定的表扬，做到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健康的发展。
总之，幼儿园在体育活动中开展“一物多玩”是实施幼
儿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体现最多的就是创造性、
兴趣性和游戏性的教育理念。因此，我们教师应根据幼儿年龄特点，积极探索一种器械的多种玩法，实现对不同层次幼儿
的健康心理的培养，从而使
“一物多玩”发挥最大的教育价值。参考文献
［１］钱静静．一物多玩：挖掘幼儿发展的空间［ｊ］．新课程吴斌．快乐运动，健康成长———以大班“一物多玩”“好玩的椅子”为例［ｊ］．教师张儒洁．运动区中“一物多玩”对孩子的发展［ｊ］．儿童与健康p>
编辑李少华
失之时，将吏治好坏与士大夫责任感，平民**与帝王私家内廷之间的抗衡视作政治得失的最重要因素，将传统社会政权看做帝王私家和士大夫代表的天下公器两者分权的治理结构，也表现了钱先生对传统政治的高度赞同和肯定。总体来说，钱穆的众多制度分析都因为举证翔实，逻辑合理，而颇得认可。
在硝烟密布、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远离战区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激烈的动荡和改变，云贵川的淳朴乡民和南京沪上的摩登人类惊异地互视，东部随战
时迁徙进入西南的工业、
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给信息闭塞的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带来了新的面貌。尽管隐居山寺，鲜有客人造访，生活也已十分窘迫，但钱先生依然心系山外天下，战争不断进行中，钱先生也在不停地思考着一个萦绕在全体国人心中的疑惑：中国会不会亡？
带着这样的疑惑和思考，钱先生以一己之力，回望华夏五千年历史，最终落笔成书，写下了这本充满了士大夫精神的新儒家传世之作———《国史
大纲》这部以政治、经济、思想和军事史为纲的中国通史。书成之日，宇内为之精神振奋，而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向相持，也让国人在热泪盈眶中看到了希望。
诚然，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客观公正，这也要求历史学家避免个人情感观点对历史的影响
的客观性。而
《国史大纲》却略显不同，它以慷慨激昂的序言和长达１５节３０多页的引论，来畅谈中国文化何以不弱于
西方，宣扬中华历史的光辉伟大独特先进。这并非是这位名望极高的史学家不能做到客观公正，而是因为此书始于抗
战，成于１９４０年初，在国破家亡、
当民族危在旦夕之时，全民族对中华文明的信心，在近百年的落后和挨打中消失了。中国的未来在何方？人们需要一个振臂高呼的答案。
钱穆先生正是要以此书提振世人，尤其是青年学子对中华文化的信心，对民族前途的坚定，期望以史为鉴，凝聚共识，度过最危难的时刻。自古以来，士大夫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坚力量。钱先生把希望寄托在抗战前途所系的精英分子身上，期待这部书能为往圣继绝学，给后来人以慰藉，激起人们心中的士大夫精神，从可歌可泣的中国史纲里汲取力量，
慨然前行。书首的寄语，
不可不知我国朝往事、民族历史，正在此意。
历史不会忘记值得铭记的人们，在国家存亡危急时刻，不仅有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振臂高呼，也有辜鸿铭先生一
怒写下技惊欧陆。合卷长叹，世变万端，沧海桑田，神州再放异彩，我们也早已对脚下的路重拾信心。虽然前路不乏艰难，但钱先生等前辈先贤为我们铺就的土壤，时刻在提醒我们，不忘中国精英“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少年心事当拏云，岂因幽寒坐呜呃？
编辑李少华（上接第58页）
文史研究６４
国史大纲的读后感 篇4
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没有历史，文化，就没有民族，反之，没有民族就没有历史和文化，三者相辅相成。欲了解历史精神，必了解其变化和持久，在永恒中有变化翻新，在变化中有连绵持续的精神。我们感觉是中国人，不仅仅是我们出生在中国，有中国国籍，更重要的是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子里去了，何时提都不过时。
所以说要灭亡一个国家首先要灭亡其历史，改造一个民族，首先要改造其历史。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记忆，其也变成了行尸走肉。所以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
研究历史，从现在找问题，从过去找答案。
中国为什么能从乱到治，从治到乱，直到现在的大治，因为有前赴后继的士君子，维持着这种精神，有一群历史文化涵养的人，怀抱理想，救国图存，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个人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毕业，不要认为教育只是学校的事，国家，社会，家庭乃至人类也是尽到教育的责任。
“因此中国今天的教育风气，小学生第一目标在进中学，中学生第一目标在进大学，大学生第一目标在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如此便成了一种赛跑式的教育，这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机会比赛”。
而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传统是，人人皆可尧舜禹，即道德人格之尊严，使每个人感觉到都站在平等地位上，都尽自由地可能有成功，可能得满足。
所以在国民教育之外，要注重培养每个人的人文精神，尊师重道，道，事物的规律，基本准则，无所贵贱，无所高下，人人平等。所以现在骂人不讲道理是对人的最大侮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的教育，似乎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教青年人谋求职业，不是在教整个的人生，不感得需要一个超乎一切的最高中心，共同尊崇的最高对象。如此般的社会，哪能不各有距离，又哪能从其内心深处获得互相沟通?试问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又如何得团结凝聚?”
振聋发聩啊。“当前的最大问题，仍在如何重建这一个“道”，即重新发扬我们的历史文化。重新提示出我们一向所看重的“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
总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凝聚力和居安思危的远见。
何谓中国历史精神，道德精神是也，一种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精神。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历史事件是一种远从过去、透过现在而直达将来的，有它一贯的一种历史精神。
吾辈人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坚持文化自信!
摘录：
伊尹圣之任者也，伯夷圣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人处社会，总不外此三态度。一是积极向前，负责，领导奋斗，这就如伊尹。一是甚么事都不管，躲在一旁，与人不相闻问，只求一身干净，这就如伯夷。还有一种态度，在人群中，既不像伯夷般避在一旁，也不像伊尹般积极尽向前，只是一味随和，但在随和中也不失却他自己，这就如柳下惠。以上所举“任”“清”“和”三项，乃是每一人处世处群所离不开的三态度。在此三种态度中，能达到一理想境界的，则都得称圣人。只有孔子，他一人可以兼做伯夷、伊尹、柳下惠三种人格，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因孔子能合此三德，随时随宜而活用，故孔子独被尊为“大圣”，为“百世师。
中国军人之伟大。因为中国军人里面最主要的骨干还是文人，他们都有极深的文化陶冶，道德修养，并兼多方面的智识，以及政治头脑，外交风度，种种配合，决不仅是一个专能临阵杀敌的勇将。
然而正为此故，我们胜到了，能适可而止;失败了，能不屈不挠，再图复兴。这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智能用在胜利时，情感能用在失败时。所谓“胜不骄，败不馁”，这是一种最好的国防心理，亦是一种最深沉、最强韧的和平精神。中华民族能维持这几千年，决不是偶然。
春天来到，绿草如茵，弱柳如绵，桃李竞艳，芳菲满目。千红万紫，美不胜收。一般游春人，赏心乐事，流连忘返。但哪有人会在此际却去欣赏松柏。一到夏天，众木茂盛，枝叶扶苏，生气蓬勃，郁郁葱葱。那时的人，也不会独去注意松柏身上。待到秋季，霜露已降，梧桐叶落。但一方面可爱的是果实累累，另一方面可爱的还是绚烂绯红。人们的兴趣，还不会转移到松柏。
直要到严冬已届，冰天雪地，众S尽枯群木皆落。那时候，天地间肃杀之气已达极端，一切摧败无遗，惟有松柏苍翠，挺立在寒风苦雨中，而生气盎然，因此使人知生命之无尽，而转移心情以待阳和之重来。此事说来易知，而实不易知。孔子所说“……然后知……”三字，便蕴藏着尤穷深义，耐人深省。其中义蕴，确是大堪玩味，大堪探究。但等待说出来，则又是人人皆知。紧要者乃要在此人人皆知中，教我们去作无穷玩味，无穷探究，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我们千万莫平淡视之，让它轻易忽过。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动又能安。 所以今天而后，中国只要上轨道，中国人一定该把力量打向落后的内地去。 若我们自己在鄙视自己人，中国将永不得安宁。纵使没有外患，依然仍会有内忧。
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价值所在，就是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历史生命和文化生命都有两个特征――变化和持续。到个人的人生上，也是变化和持续共存。孔子说：“贤哉回也，吾见其进，未见其止。”颜渊每日进步，没有停下来。人无完人，若是每日进步，不断完善自己，终将遇见更好的自己。正是书中所说“苟日新，日日新，日新其德，作新民。
国史大纲的读后感 篇5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鉴于现实与历史的碰撞，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这是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
”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
有些人喜欢黑色，尽量说黑色是好的。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不管文学作品和商业利益之间有什么联系，我都能很容易地发现这一切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
